楊楠:良渚文明與“最初的中國”、中華文明有何關系

2019年9月12日

嘉賓簡介:楊楠,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獲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新石器商周考古。曾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事多年田野考古,其中反山良渚文化貴族大墓(發掘主要參加者)、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遺址(發掘主持者)被評為1986年和1993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對話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楠文字實錄,采訪整理:唐智誠,轉載請注明出處

鳳凰網歷史:“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從考古學的角度看,良渚遺址有哪些世界級的獨特價值?

楊楠:“良渚古城遺址”的成功申遺,不僅是良渚文化研究進程的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更是以其為代表的中華五千年文明被正式載入世界文明史冊的重要標志。長期以來,國際社會以柴爾德等西方學者界定文明的要素(如城市、大型禮儀建筑、金屬器、文字等)作為標準,認為中華文明只能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時期,并不承認還有比其更早的沒有文字的“文明”社會。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為深入了解和揭示該文化的內涵特征和社會性質,幾代考古人進行了持之以恒的艱難探索,并且不斷取得野外考古的新突破,尤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反山王陵、瑤山及匯觀山祭壇與大墓、莫角山宮殿、良渚古城及其外圍的水利系統為標志的一系列重大考古新發現表明,這些遺存的空間分布構成了良渚文化的核心區域,并成為現今作為遺產地——“良渚古城遺址”申遺的重要物質基礎。

然而,除了各級領導、有關部門、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之外,成功申遺更重要的依托在于學術研究,即中國考古學者通過對良渚遺存所蘊含的豐富歷史信息進行不斷深入地綜合研究和詳細論證所形成的關鍵性認識,即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社會已經進入文明時代,其獨特價值被表述為:作為良渚文化社會的權力與信仰中心,良渚古城以其規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復雜的水利系統、等級差異懸殊的墓地以及反映信仰與制度的系列玉器為主要代表的出土物,揭示了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區域性早期國家。

“良渚古城遺址”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以其真實性和完整性,不僅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也填補了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東亞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空缺,還為世界文明史提供了一個無可替代的中國長江下游地區早期文明的卓越范例。

這里還有必要強調的是,對“良渚古城遺址”文明性質的確認,進一步補充和豐富了國際學術界關于國家與文明的理論,這是中國良渚考古對世界考古學的積極貢獻 。盡管至今沒有發現金屬器,也缺乏辨識文字含義的有效途徑,但考古研究者通過對已有各類文化遺存的深入研究,努力做到透物見人,正在逐漸揭開良渚文明社會的面紗,為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獨特模式。

鳳凰網歷史:良渚古城可否稱為“中國最早的王城”?

楊楠:考古發現證實,良渚古城的空間布局展現出明顯的三重結構,即最中心為莫角山宮殿區,其外依次被內城和外郭所環繞,這樣的結構被認為是中國古代都城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

歷史上多個王朝都城沿用三重結構的城市布局,用來規劃和反映不同的分區功能和等級秩序,即宮殿區是帝王將相居住、朝政之地,內城是一般貴族之所、手工業作坊、糧倉一類庫房、商貿市井等專屬區域,外郭是較低階層平民百姓的生活區域。良渚古城的考古發現,把中國古代都城最初的三重結構及其功能特征上溯到5000多年前,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鳳凰網歷史:您在過去的采訪中說到:“良渚是中原以外地區較早興起的另一個獨立的文明實體”。為什么說良渚文化是獨立于中原地區的文明實體?在您參與過的良渚遺址發掘工作中,感受到良渚文化與中原地區的遺址、文化有哪些不同?

楊楠:商王朝作為中原地區的成熟文明早已得到考古學上的證實,盡管二里頭文化是否等于夏王朝文化尚存爭議,但把二里頭文化視為中原地區的一個政治或文明實體(二里頭國家)是沒有問題的,許宏先生明確將其稱之為“最早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陶寺文化同樣被認為已進入文明時代,何駑先生不僅認為陶寺遺址很可能就是“堯都”,并進而強調,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陶寺才是“最初的中國”。韓建業先生認為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國”,其范圍涵蓋現代中國大部分地區,而實際上他所表達的是,不同地區的許多不同文化在那個時期就已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即“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不過,這顯然不能被當作一個統一的政治或文明實體。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三位學者雖然使用相似的概念,但其視角和解讀有多么的不同。

那么二里頭文化時期甚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原以外地區究竟是否還存在著其它的文明實體?答案是肯定的,良渚文化就可以作為一個實證的例子,即“它是中原以外地區較早興起的另一個獨立的文明實體”。之所以得出這樣的認識,是基于近三十多年來良渚考古的一系列重大新發現和不斷深入研究。

一方面在于,與同時期中原以外地區的其它文化相比,良渚文化的發達程度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文明現象表現得更加充分、更加突出;另一方面,與中原地區早期文明的代表陶寺文化相比,有以下不同:

其一是年代上的不同,良渚文明形成的時間明顯早于陶寺文明,后者在良渚文明的末期階段才開始出現。

其二是文化特征的不同,舉例來說,在經濟生活方面,良渚文化稻作農業發達,廣泛使用石犁,輪制陶器技術高超,炊器以陶鼎為代表;陶寺文化為粟作農業,使用石斧、石鏟,制陶技術包括手制、輪制和模制,炊器以陶鬲為主。從大型建筑的營建技術看,良渚文化莫角山宮殿臺基采用沙層與泥層間隔的夯筑方法,夯窩呈現為圜底特征,系使用圓頭夯具所致;陶寺宮殿為黃土夯土臺基,普遍存在夯土板塊,均使用平頭夯具。良渚古城用石塊鋪成寬闊的地基,再在其上面用粘土堆筑城墻;陶寺城墻事先挖墻基槽,繼而用石板一類夯具平夯打實,再用版筑法營建城墻。就最高等級大墓而言,良渚反山王陵的隨葬品90%以上是玉器,包括琮、璧、鉞以及各種飾件。此外還有嵌玉彩繪漆器、石鉞、象牙器等隨葬品。其中12號大墓中的玉琮和玉鉞刻有完整的神人獸面紋浮雕圖像,表明墓主人生前可能擁有神權和王權的至高無上地位。陶寺王墓隨葬象征王權的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

總而言之,這些方面的差別,足以說明良渚和陶寺是不同時空、各具特色的文明實體。良渚文明雖然早于陶寺文明,但它們之間缺乏直接的淵源關系,所以說良渚文明是獨立存在于中原以外的一個較早興起的區域性國家。

鳳凰網歷史:有人說,良渚不是最早的中國,只能說是最早的江南,您怎么看?

楊楠:關于“最早的中國”問題,前面已經有所涉及。什么是“中國”?我們應該把古代的“中國”和近現代以來形成的中國概念嚴格區分開來。“中國”一詞早在先秦文獻《尚書》、《詩經》以及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上就已出現,該“中國”指的是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史記》中也有夏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可見早期的“中國”是局限在一定的時空范圍以內的。許宏先生將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政治實體(二里頭國家)作為“最早的中國”是有較為充分的文獻和考古依據的。良渚位于5000多年前的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當然不是“最早的中國”,但一定是目前所知江南地區最早的國家!

鳳凰網歷史:良渚文明與中華文明又是什么樣的關系?通過考古研究來看,良渚文化有沒有傳人?

良渚文明與中華文明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其實這是個體與整體的關系問題,二者雖有密切聯系,卻又不能等同看待。中華文明是指數千年來由不同區域的人們共同體所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匯聚而成的優秀結晶,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良渚文明是區域性的早期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良渚文明為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提供了實證,即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長江下游地區的文明圖景或該區域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獨特模式,但這只是反映了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的一個側面。中華文明的早期歷史還有待其它區域被確認的文明實體進一步去證實。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較為全面、更加客觀地探討和闡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過程及原因。

您問及良渚文化有沒有傳人,這實際上涉及到良渚文明因素的擴散和影響問題。雖然良渚文化于距今4300后徹底衰落了,但以琮璧鉞一類玉器為代表的良渚文明因素卻得到廣泛的傳承,影響力波及九州大地。正如劉斌先生所言:“區域性的文明實有全局性的影響力。從良渚到商周,正是中華文明從區域性文明向大一統逐步匯聚的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萬萬不可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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