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合大學的青年遠征軍

2019年12月31日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聯大師生歡送從軍抗日同學

1944年國民政府發動的大規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是抗戰勝利前夕因為軍事需要而采取的一項重要舉措。多年來,史學界圍繞運動緣起、政策制定、編制概況、作用意義等,進行過廣泛研究。本文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對象,透過這面鏡子,展現中國教育界在抗戰時期的作為。

動員措施與特點

中國青年遠征軍是抗戰后期組建的一支特殊部隊。這支以大學生、中學生為主體,裝備現代化武器的軍事力量,是在1944年豫湘桂正面戰場遭受嚴重挫折的情勢下,在業已開展的青年學生從軍運動基礎上組建的。

1944年9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發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10月中旬,“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會議”在重慶召開,決定征集10萬知識青年組建中國青年遠征軍,為此成立了全國知識青年志愿從軍指導委員會。嗣后,隨著《知識青年志愿從軍征集辦法》、《專科以上學校知識青年志愿從軍征集委員會組織辦法》、《志愿從軍學生學業優待辦法》、《知識青年志愿從軍征集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措施出臺,有關方面還決定了各省的征集名額,其中云南省2400人(男2100人,女300人)。西南聯大的征軍名額為100人。

國民政府發起這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既有戰略反攻的考慮,也有應付緊急局勢的性質。就西南聯大所在的云南而言,1944年已不再是大后方了。豫湘桂戰役大潰敗以來,昆明街頭處處可見湘桂淪陷區疏散的難民,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形勢的緊張。在此形勢下,這年云南的雙十節紀念緊緊圍繞動員民眾保衛大西南而展開。10月12日《云南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云南“握云貴的極峰,控中印半島于一環抱”,今已成為國防工業重心,且為“僅存的重要的空軍基地之一及中印公路之終點”,強調“誰控制云南,誰即控制西南及中印半島”。16日,《云南日報》復在社論中強調,云南“今日實已數面受敵”,保衛西南“是當前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11月24日,昆明《正義報》社論也重申云南王龍云提醒要吸取廣西教訓,“不論男女老幼,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要“準備作戰”、“準備自衛”和“準備犧牲”。

西南聯合大學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就在這種緊張氣氛中緊鑼密鼓地展開了。10月下旬,蔣介石發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后,西南聯大3位常委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即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熱烈擁護,積極響應。該電在目前各種有關資料中均未收入,故有必要公布如下:

重慶國民政府主席蔣鈞鑒:奉讀鈞座告青年書,不勝感奮,知識青年從軍,增加抗戰反攻力量,確立現代建軍基礎,關系抗戰建國前途,萬□重要,伯苓等當竭誠鼓勵,盡力推動,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統籌推動辦法。教授同人,切望此舉發揮最大效果,曾貢獻意見,以備采擇。除另即奉陳外,謹肅電聞。

幾乎在3位常委致蔣介石電發出的同時,學校于10月30日召開校務會議。會上,梅貽琦介紹了代教授會草擬的從軍運動意見書,議決以快郵代電寄出,同時交各報館發表。10天后,蔣介石為督促成立志愿從軍組織委員會,致電梅貽琦,指示該委員會需“克日成立”,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并要求速將“組織成立情況徑行電報全國知識青年志愿從軍指導委員會備案”。最高當局的訓令,加速了學校從軍征集工作的步驟。11月15日西南聯大召開的校常務委員會議上,9項報告事項中有4項與從軍征集工作直接相關。當時,有2名應征譯員的學生離校出走,會議決議以“離職潛逃”之名予以開除,彰顯了學校貫徹政府旨意的決心。

西南聯大的志愿從軍征集委員會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成立的,梅貽琦任主任委員,楊石先、施嘉煬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有查良釗、鄭天挺、姚從吾、陳福田、鄭華熾、袁復禮、李繼侗、伍啟元、寧榥、閻振興、馬大猷、陳雪屏,總干事為鄭華熾兼。這些人中,梅貽琦是主持學校全面工作的常委,楊石先為理學院院長(南開校長張伯苓不在昆明時,其是代表南開參與西南聯大工作的主要成員之一),施嘉煬為工學院院長,查良釗長期擔任訓導長,鄭天挺擔任過教務長(北大校長蔣夢麟不在昆明時,由其代表北大參與西南聯大工作),鄭華熾是物理系主任。鑒于這次從軍運動規定由國民黨、三青團各負責征集5萬人,故該委員會還吸收了三青團西南聯大分團干事長、師范學院教育系兼公民訓育系主任陳雪屏,以及國民黨中央直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區黨部書記、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參加。如此龐大陣容,反映了學校對從軍運動的高度重視。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而成的西南聯大,在短短的6年歷史上已經掀起過3次從軍熱潮。第一次出現在抗戰初期,一些同學投筆從戎,或投身前線,或到敵后參加各種抗戰工作;第二次出現于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為協助中國空軍美國志愿航空大隊執行任務,部分外文系同學參加征調,擔任英文翻譯;第三次是為配合中國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政府征調一些體格檢查合格的男同學,也是充任美軍譯員。這三次學生從軍,第一次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礎上,無需動員。第二、三次,因征調對象需熟練掌握中英文互譯,故只能是部分外文系學生。而這次從軍運動則不同,應征對象規定為18至35歲,受過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體健康的青年,這就把征集范圍擴大至全校所有學生。然而,同學們對這次從軍運動的積極性,遠不如前三次那么踴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在動員知識青年從軍的問題上,人們的認識不盡一致。抗戰時期的最高國策是“抗戰建國”,“抗戰”是手段,“建國”是目的。可是,國民黨高喊多年的結束訓政、還政于民,一直停留在口號上,而各種腐敗現象,卻層出不窮,引起人們很大不滿。哲學系教授馮友蘭曾從政治開明的角度看待知識青年從軍問題,認為目前“最要緊底是我們的政治上社會上,都需要立時有幾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這些事,包括抗戰結束后的種種措施,“如開國民代表大會,施行憲政等”,而且這些“只是諾言還不夠”,必須落到實處才行。政治系教授張奚若的話更坦率,他希望同學們“不要盲從”,因為在政治未實現民主化之前,軍隊不可能國家化,這種現狀下的建軍,到頭來只能被“獨裁、低能、只顧一黨之私”的私人利用,任何計劃與好聽的名詞一到他們手里就全變質了。

第二,擔心青年遠征軍被利用為加深國內政治斗爭的工具。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全國各個階層的團結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保證。可是,隨著抗戰的深入,國共分歧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這種情況下,政府的任何舉措都難免受到質疑,而裝備了最新式武器的青年遠征軍,更是容易被懷疑有可能演變成加強國民黨力量的工具。這種意識在素有“民主堡壘”之稱的西南聯大甚為流行,顯然阻礙著學生們的報名熱情。

第三,待遇問題也是一個難于啟齒卻欲罷不能的心結。發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前一年,政府征調西南聯大學生擔任美軍譯員,他們在軍委會外事局譯員訓練班受訓時,每月津貼300元,結業后授予同中尉至同中校軍銜,月薪450元至750元。1944年10月,青年遠征軍開始動員征集的當月,政府增加譯員津貼,每月薪金數額為:一級21400元,二級12283元,三級11586元,四級9890元,五級9592元。此外,按年齡大小,每人每月還可領取4至8斗的眷屬津貼米,按昆明地區規定價格,每斗折合代金370元。而加入青年遠征軍的西南聯大同學,1945年2月2日領到的第一個月津貼只有區區50元。1945年3月1日起,譯員津貼更是增加為受訓期間每月8000元,結業后在國內服務者月薪一級15000元、二級13000元、三級11000元,四級9000元、五級8000元;在國外服務者,分別為印幣350、220、190、160、140盾(相當于國幣13000至6000元)。而與譯員同步征募的青年遠征軍,即使到了印度,每月津貼也不過1800元,與一般授予三級譯員的西南聯大同學相比,相差高達9200元。同為一校學生,同為參加抗戰,待遇如此懸殊,難怪讓人大惑不解。

以上三個問題,前兩個是全局性的,后一個為經費來源不同所造成,均非西南聯大之力可以解決。因此,學校只能想方設法在允許范圍之內,開展動員工作。

西南聯大的第一個努力,是通過啟發教育,提高學生對建立新軍與加強抗戰關系的認識。目前有關介紹西南聯大學生從軍動員措施時,大都提到11月29日的全校動員大會,卻很少提及大會前的5次演講,而這些安排實是全校動員的前期鋪墊。第一次演講于10月20日舉行,演講者為原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駐倫敦辦事處處長葉公超,演講題為《戰時之英國》。從演講題推知,其內容應當包括英國戰時動員,借以激勵同學從軍。第二次演講于10月22日舉行,講演者為新編第一軍高級參謀蔣鎮瀾。這次演講未見報道,但不外乎第二次印緬作戰的發動、進展、預測等態勢。第三次是11月13日,時逢三青團中央干事劉健群因公抵昆,學校請他做了題為《太平洋戰局》的報告。第四次是11月17日舉行的,由生于夏威夷、對美國戰時動員了如指掌的外文系教授陳福田演講《美國之戰時青年》。第五次演講在11月28日,演講者為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霍揆彰的演講亦未見記載,但應與22日接受昆明新聞記者采訪時所講之在騰沖、龍陵擊潰日軍五十六師團與第二師團的戰況大致相同,目的與蔣鎮瀾演講一樣,亦是旨在激勵同學們的報國熱忱。這5次演講,內容既有緬北、滇西、太平洋戰場,也有英美國家的戰時社會介紹,時間上也緊密銜接,給人的印象好像是一次集中“轟炸”。

經過一番認真準備,西南聯大罕見地停課2小時,進行全校總動員。11月29日下午,師生們齊集新校舍最大的集會場地北區東飯廳,聆聽教授會指定的數位教授講演。會上,梅貽琦首先致辭,勸勉同學們多加思忖,說:“假使現在不從軍,則20年后將會感覺空虛。”繼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政治系教授錢端升向同學們說:“現代戰爭是為現代化武器與現代化生產的戰爭,凡此均需現代化頭腦現代化技術,此則非知識青年不為功也,故必須知識青年參加。現今最簡要者,即期望知識青年直接參加戰爭,從軍是也。”馮友蘭教授的講話,大意也是從現代武器必須由具有現代知識的青年掌握才能發揮作用。他說:“過去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對拼的時期、艱苦的時期,已經由我們老百姓去擔當了,際今最后關頭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裝備可供應之時,知識青年應避免其應盡責任么?”另一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經濟系教授周炳琳,則從青年對國家的責任講起,認為同學們經常在壁報上發表抗戰意見和呼吁,現在該是行動的時候了。法律系教授燕樹棠的講演,內容也體現了這種精神。西南聯大對這次動員大會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會場反應并不強烈。這一沉默中,令沒有被安排發言的聞一多坐立不安,于是即席做了一番旨在鼓動人心的發言。報載其言云:“現在抗戰已至最艱苦的階段,知識青年此時實深應自動放棄不當兵的‘特權’,而在抗戰最后階段更應負起責任。許多人談民主,若自己本身去盡責任、盡義務,那才真正有資格談民主,而知識青年軍也就是真民主的隊伍。”囿于新聞限制,這則報道未能完整表達聞一多的本意,馮友蘭的回憶則作有補充。他說:“聞一多發言最突出,大意說,現在我們在政治上受壓迫,說話也沒有人聽,這是因為我們手里沒有槍。現在有人給我們送槍,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不管怎么樣,我們要先把槍接過來,拿在手里,誰要反對我們,我們就先向他下手。”顯然,聞一多的這番話,是站在青年人的立場上,從另一個角度闡發對青年從軍的看法,其著眼點與學校的宣傳口徑,與動員會上諸教授的演講,是有所區別的。這個區別在于,聞一多承認現實政治的專制和腐敗嚴重阻礙了抗戰發展,也不否認青年遠征軍有可能被利用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但是,正因如此,就必須對軍隊加以改造,而這個任務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聞一多的即席發言,表現了他政治上幼稚的一面,但其對知識青年從軍的態度,則與學校是一致的。

按照全國知識青年志愿從軍征集委員會部署,這次報名時間為1944年11月11日至30日,由于11月29日的全校動員大會效果并不明顯,甚至有學生當場與師長展開辯論,因此到11月30日晚,報名人數仍不理想。不得已,學校將報名截止日期延展至12月2日正午。延展的時間只有2天,壓力很大的西南聯大校委會,為扭轉這一局面,采取了兩項緊急措施。

如前所述,薪金待遇是影響學生報名的一個因素,西南聯大不可能改變津貼額度,于是從學業規章制度上進行減壓,其辦法是在教育部頒布的《志愿從軍學生學業優待辦法》基礎上,參照譯員征調優待條例,制定適合本校的《參加知識青年志愿從軍之學生入伍期滿返校后其學業優待辦法》。這項措施規定了從軍學生學分上的優待,其要點為:“各年級正式生免修24學分”;“試讀生免入學或轉學試驗改為正式生,并免修24學分”;“借讀生免轉學試驗改為正式生,其在原校所修學分審核承認后,再免修24學分”;“先修班學生專修科學生免試升入大學一年級”。可見,這一措施除了規定免除一定學分外,并且對本不屬于學校正式學生的試讀生、借讀生,以及預科性質的先修班、2至3年制的專科生,也開出了頗具誘惑力的優待條件。24學分大致相當文科院系3至4門、理工科院系5至6門必修課的學分。值得重視的是,將非正式學生和專科生也納入征集對象,這在過去是沒有的。據有關檔案,1944學年第一學期入學的試讀生、借讀生、先修班、專科生共431人,減輕這些學生的學業壓力,自然是為了動員他們報名從軍。這一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后來從軍名單中,有一部分就是這類學生。

西南聯大的另一個措施,意義更為重要,這就是為了從思想上解除同學們的顧慮,鄭重向國民黨中央建議將青年遠征軍的性質確定為國防軍。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校務會議代教授會草擬之意見書中,已有所表露。這份意見書是以西南聯大教授會名義向國民黨中央提出的,初稿于10月下旬完成,但直到12月5日方經教授會議討論通過。從起草到通過時隔一個多月,說明其內容幾經磋商,字斟句酌。這個頗費周折的意見書,重點在于包括4項具體建議:

一、此次知識青年軍純粹為國防軍,不參加黨派活動。

二、請由美國軍事技術人員訓練,至訓練地點,最好靠近盟軍所在地。

三、關于提高知識青年軍待遇一節,應對所有作戰士兵普遍提高,過去對于軍需經理方面弊端百出,請予徹底改善。

四、請統帥部延用優秀后進軍官。

4項建議的第一條是意見書的核心,它強調這支軍隊必須是純粹的國防軍,而“不參加黨派活動”,是對國防軍性質的再釋,很清楚指的是不介入國共之爭,保證青年軍的“不黨不派”地位。為了做到這一點,第二條建議明確要求“由美國軍事技術人員訓練”,并且“訓練地點,最好靠近盟軍所在地”。4項建議的第三條,表面上說的是希望提高青年遠征軍的待遇,其實矛頭直指克扣軍餉等弊端。這一點勿庸諱言,因為即便是為美軍服務的譯員,也常為欠餉而苦惱。1944年11月初,軍委會外事局局長何浩若承認“少數譯員薪給,有遷徙數月未發者”。次年2月,曾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昆明辦事處主任的戴昭然亦說,“因種種關系,致頒發至軍中服務譯員,薪金多未按時領取”,致使譯員“生活艱困”。至于第4條“延用優秀后進軍官”,實際上說的是希望唯才是舉、一視同仁,同樣包含對現行體制下任人唯親之批評。這4項建議,說明同情學生的教授們,支持青年遠征軍應“為國而戰”而非“為黨而戰”的立場,這種態度,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同學們的猶豫,對動員報名產生了促進作用。

急劇險惡的形勢,這時也客觀上推動了學校的動員。12月初,日軍先頭小股部隊占領西南大后方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獨山。至此,平漢鐵路南線與粵漢、湘桂鐵路盡失,140多座城市及7個空軍基地和36個機場落入敵手。獨山的失陷,置西南大后方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重慶黨政機關紛紛向蘭州、雅安派出先遣人員,準備搬遷,美元匯率的猛漲說明人人都做逃難的打算,昆明也“到處流傳著沒完沒了的令人惶惶不安的謠言”,就連美國駐中國的戰時情報處和其他機構,也匆匆向非軍事人員配發手槍,以便應付不測事件。

戰場的嚴峻形勢,使青年對國家的責任再次凸顯,加之教授會站在國家利益上對待國內矛盾的立場,和國民政府迅速表示完全采納聯大4點建議的態度,促成了全校史無前例的從軍熱潮。報載:西南聯大從軍征集委員會以突擊方式發動全校學生從軍登記,“一日間之成績,超過以前兩周中登記人數之五倍”。鄭華熾、陳雪屏教授自晨至晚,辦理登記9小時,鄭天挺教授“每隔半小時發出一張從軍號外”。學生方面也張貼出壁報,為青年從軍助威吶喊。12月3日,西南聯大報名參加青年遠征軍者共187人,內中包括教授3人、助教2人、職員36人。一些同學還用對聯表達從軍志向,李杏村同學的“投筆從戎,不讓班生專美于前;聞雞起舞,豈容祖士英名無后”,受到經濟系教授趙迺摶的稱道。一位姓竺的教師亦寫詩贈予機械系同學邵長興,詩曰:“邵子從軍飛印度,萬里長風快如何。興邦乃是英雄志,勝利何妨再讀書。”學校領導的子女在報名中為人們做出了表率,梅貽琦的獨子、1942年考入機械工程學系的梅祖彥,此前已擔任了美軍譯員;4個女兒中,除了長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次女、三女都在這次從軍運動中報了名。他們的帶頭作用,不僅當時成為佳話,而且流傳至今,一再提及。

西南聯大從軍報名的成績令人振奮。1945年1月3日,梅貽琦在校務會議上報告報名情況時說:“本校學生報名參加知識青年志愿從軍者共318人,其中有因年歲不足或投考空軍及譯訓班者共40余人應減除外,計檢查體格合格者246人”。不久,又有一些學生參加體檢,使全校報名從軍體檢合格者達到266人。這些人,全部參加了軍隊,除75人或加入空軍,或擔任譯員,或赴渝參加政訓(按規定這些人亦列入這次從軍運動范圍),另有13名女青年待命入營外,其余178人進入昆明北校場軍營,成為二○七師的士兵。西南聯大在這次從軍運動中的征額為100人,而學校實際從軍人數為266人,大大超過了這一配額。為此,云南《民國日報》特發表專題社論,稱該校澎湃洶涌的從軍潮“是西南聯大的光榮”,“真不辜負社會的殷望與推崇”,希望其他學校也如聯大一樣,“造出照耀全國的成績”,“共享這個無上的光榮”。

軍中訓練與體驗

1945年1月28日早晨8時,西南聯大從軍學生在圖書館前集合點名,9時10分,分成8路縱隊出發,歡送者包括聯大常委梅貽琦、訓導長查良釗、教務長楊石先、總務長鄭天挺、三青團干事長陳雪屏,以及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教授、職員、學生等共3000余人。隊伍在第五軍樂隊前導下,經過文林街、青云街、華山西路、華山東路、圓通街等繁華街道,在省黨部門前接受云南省知識青年志愿從軍指導委員會贈送的書有“投筆從戎”、“聞雞起舞”兩面錦旗,然后向入營地北校場行進。沿途,燃放鞭炮,吹奏軍樂,十分壯觀,于10時左右到達入營地。

西南聯大從軍同學入伍后,全部被編入青年軍第二○七師,但對他們的具體使用還未確定,故暫時編入炮一營補給連,軍銜二等兵。2月4日晚,他們整隊到達昆明南郊巫家壩機場。5日晨,當人們好夢方酣的時候,這批青年登上C46運輸機。隨著朝陽升起,飛機騰空進入云海,一直向西飛去,飛過銀白色的雪山,穿過無盡的森林,中午時分到達了第一個目的地——印度汀江。

在汀江,他們重新進行編隊,大部分同學編入服務營第二連,簡稱“服二連”。服二連所在的團,原先有個“天聲社”團體,于是大家把“天聲”二字加到“服二連”前面,號稱“天聲服二連”。這個時候,他們被確定擔任汽車駕駛員,任務是學習駕駛技術,運送美軍援華物資。接受任務后,他們于2月14日乘坐火車,穿過大片平原和無盡叢莽,前往設在藍姆伽的汽車訓練學校。

這次行軍中,西南聯大同學的良好素質得到了體現,無論是下車、登船、過渡、上車,他們都動作迅速,秩序井然,博得美軍聯絡官“空前良好”的評語,稱他們“勝過在那里經過的任何部隊,英美的軍隊也算在內”。

經過4天4夜的車中生活,西南聯大青年遠征軍到達了藍姆迦。藍姆伽訓練基地的正式名稱為中美藍姆迦訓練中心,組建于1942年8月26日,地處哈爾邦中部平原,周圍是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多沙礫,不宜種植,卻是野戰演習和實彈射擊的理想場所,因此成為中國駐印軍的大本營和訓練基地之一。

西南聯大青年遠征軍進入的是直屬訓練處領導的汽車學校,教官為清一色的美國人。訓練使用的GMC十輪大卡車,是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生產、專門用于長途搬運的卡車,為美國重整軍備計劃時決定使用的兩款軍用車輛之一,軍方編號為CCKW-353。該車長6.93米,寬2.32米,不含帆布車篷時高2.24米,最高時速每小時71公里,最大行駛里程385公里,標準載重量2.5噸,具有力量大、越野性強、堅固耐用、易于維修等適應各種困境的優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配備不同型號的GMC卡車多達60多萬輛。訓練時,每輛車有3名學員,并配備一位中國人擔任助教。教學采取速成法,時間4個星期。至于課程,由影像教學與實地訓練兩大板塊組成:影像教學主要教授汽車構造與駕駛原理;實地訓練包括原地駕駛、倒車、換擋等技術演示,以及緊急故障排查、維修等。所有課程均與實戰緊密結合,為的是便于戰時應用。駕駛訓練分別在設于野郊或山區的大大小小訓練場進行,每個區進行不同的專項訓練。汽車學校的訓練十分嚴格,美國教官也非常認真,同樣的錯誤若犯四五次,教官就要批評甚至警告助教,而學員跟不上進度就會被除名,3名學員中如除名2人,助教就被撤換。所以,無論是學員還是助教,都是捏著一把汗。不過,受過高等教育的聯大同學不缺乏智慧和勤奮刻苦,不少人受訓8天便掌握了基本技術,能夠獨立駕駛汽車。

在藍姆伽受訓中對紀律和服從的體會,表現了他們從學生到軍人的轉變。融會了北大、清華、南開3所學校光榮傳統的西南聯大,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民主與科學觀念在師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在軍隊,服從命令高于一切,這對習慣于思想獨立、辯論自由的同學們來說,需要有一個很大的轉變。率領聯大青年遠征軍從昆明飛赴印度的簡立少將,經常強調紀律對保證作戰勝利的作用,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沒有紀律,軍隊就要解體,必要時,可以運用權力來維持紀律的尊嚴。不過,簡立對紀律有更深層的認識,他認為服從紀律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種內容。因此大家必須從內心了解服從紀律對于軍隊生活的必要。

西南聯大從軍同學的另一個感受,來自于與他們朝夕相處的簡立少將。簡立早年就讀于有基督教背景的金陵大學,后考入中央軍校第六期第一總隊交通科。到印度前,簡立是第五集團軍作戰序列下的傘兵第一團(中國第一支空降部隊,即昆明人都很熟悉的代號為“鴻翔部隊”的傘兵團)副團長,軍銜上校,少將軍銜是組建青年遠征軍時授予他的。西南聯大的從軍同學從入營第一天起,便和這位戴眼鏡的將軍生活在一起。由于特殊的教育背景,使簡立養成了思想開明、虛懷若谷的作風,不久就贏得了大家的愛戴。學員殷福生曾對簡立有一番生動的描寫,說“他不是一個板起面孔的將官,在訓練底場合之中,他是嚴格的,可是,在私人方面,他卻是可親近的。在公余的時候,無論是官長也好,或是士兵也好,全是一樣的。他可以和你隨便談談,由于他底常識淵博和經驗豐富,再加上他底性情率真,所以一談起來,常常脫口而出,弄的哄堂大笑。在這個時候,我們只感覺到他是一位戴眼鏡談笑風生的儒生”。

當年從軍同學,對此都記憶深刻。王宗周回憶,簡立是個熱情的人,很能吃苦耐勞,而且跑來跑去,什么事都管。“在汀江,因為同學挨了餓,他哭了,他自動地餓了一天,率領長官做飯”。這個團的天聲社,也是他組織的,天聲社下設的學術、康樂、消費合作等股,也全都交給同學自己負責。此外,他還鼓勵同學們出壁報和參加體育活動,還舉辦了幾次演講。王宗周還說,在藍姆伽,是簡立“聲望最高的時候,也是汽一團的黃金時代。那時同學敬佩他,他也愛護同學,把那些飯桶長官都氣死了”。有一次,團里丟了一雙皮鞋,簡立認為“百分之九十九是長官偷的”,但大多數長官認為簡立侮辱了他們,主張全團大清查,清查的結果,果然是一個排長偷的。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一些,這使西南聯大同學從簡立的作風中,看到了中國新軍的影子和希望,而這可能也是任命簡立為團長的原因之一。

西南聯大同學離開汽車學校時,中國駐印軍為了運輸美國援華物資,臨時組建了幾個汽車團,二○七師的兩個汽車團成立最早,分別名為“汽車暫編第一團”(簡稱“汽一團”)和“汽車暫編第二團”(簡稱“汽二團”)。以西南聯大學生為主的天聲服二連,被編入汽一團。汽一團的團長,便是受到大家稱贊的簡立,而這個團的團歌,也是簡立創作的。多年后,鄒承魯同學還記得這首團歌的歌詞:“男兒快意著先鞭,投筆從戎志最堅。出國遠征何壯偉,飛越喜馬拉雅山之巔。鐵輪電掣機械化,利兵堅甲永無前。浪濤翻熱血,勛業著青年。氣盛吞三島,雷轍震九天。祖國復興,世界和平。惟我中華兒女,重任寄吾肩。”

簡立的個人情操和行為品格,在這支部隊是個特例,而生活中經常遭遇的非軍事因素干擾,則讓同學們體驗到軍中生活的另一個方面。他們在昆明集中時,連里組織過一次討論,當時的結論是“青年遠征軍是國家的軍隊,絕對不應該屬于任何人或任何黨;并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證我們的血不白流”!可是兩三個月后,這個理想就破滅了。在藍姆伽汽車學校,聯大同學在國語、英語、講演競賽中都是第一,只有一次放棄了辯論,因為那次辯論的題目是“軍隊里需要民主嗎?”聯大同學很不幸,抽到“軍隊中不需要民主”。也是在藍姆伽,楊宏道同學收到一份以西南聯大全體同學名義通過的《國是宣言》,為了讓大家看著方便,就把它貼了出來,不料竟在半夜被憲兵架走。當同學去探視楊宏道時,看管者惡狠狠地說:“你要看共產黨嗎?”甚至還聲言“在藍姆伽的奸黨活動得到了線索”。后來他們到了雷多,指定他們住在一個曾經鬧過霍亂的地方,營房本來已一把火燒掉了,可偏偏指定他們必須住在那里。

由于西南聯大同學常常討論國家大事,汽一團被人戴上“民主團”的帽子,這在軍隊無疑是個異類。時任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鄭洞國曾說:“汽一團比霍亂菌還可惡,必須隔離。”結果,當他們離開藍姆伽至雷多接受美軍援華的車輛時,簡立不得不把天聲社解散了,原因就是長官們認為他們常常議論軍隊的黑暗,是“搗亂”集團。同學們為了抗議,特為天聲服二連開了一個追悼會,會上還誦了祭文、念了經,甚至還用一首《樹上小鳥啼》的歌譜,填入了憤懣無奈的歌詞。歌詞為:“天聲服二連,/提起真可憐。/一幫學生,有書他不念。/投筆從戎,來把新軍建。/環境惡劣,不容變。/到——處,碰——壁,/新軍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不顧一切,直向前,/這里是天聲服二連。//天聲服二連,/提起真可憐。/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編。/諸位同志,多多吃飯。/一切閑事,莫用管。/倒——東,歪——西,/長官的命令,我們照著辦。/明哲保身,不多言,/這里是汽車第一團。”

當然,與其他知識青年遠征軍部隊相比,西南聯大從軍同學的境遇還是差強人意的。有一天,從駐在密支那的青年遠征軍部隊跑來5個衣服襤褸的士兵,其中1個是中央大學水利系學生,2個是銘賢學院的學生,另2個也是大學生。他們講了在密支那的遭遇,說:“你們真幸運呀,留在那里的同學,不知道怎么樣了,又要自殺吧。”這種親身體驗,對于西南聯大青年遠征軍的同學們來說真是太深刻了,服二連回國后,全連150多位聯大同學,大多或返校復學,或轉去當譯員,不能說與這種感受沒有關系。

西南聯大同學的上述體驗,在知識青年從軍實踐中帶有一定的普遍性。關于他們牢記知識青年的責任,任勞任怨,遵守紀律,出色完成各項任務,不必多說。需要強調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大多具有獨立的意識和要求,習慣用普世價值衡量和對待身邊發生的具體問題。能否使這支新型軍隊發揮作用,不在于講多少大道理,而在于治軍者的身體力行和表率作用。青年遠征軍組建時,選擇具有現代教育背景的簡立、黃占魁為團長,就是很好的證明。但是,作為國民黨統治基礎的各級官員,沒有放棄反動立場,結果,深得人心的簡立最終不僅解散了親手建立起來的天聲社,還解散了天聲服二連。這對于西南聯大從軍同學來說,不啻是一個精神打擊。

執行任務與歸國

3月26日,天聲服二連的西南聯大同學經過考試,全體畢業,無一人不合格。一位同學自豪地說:“這是汽車學校的創舉,第一次由聯大同學打破了他們的紀錄。”結業時同學們有很多夢想,尤其是希望握起鋼槍,至少留一張持槍照片。但是,長官們顯然對這些思想左傾的同學很不放心,除了讓他們執行運輸任務外,根本沒給他們使用槍支的機會。

4月中旬,中國駐印軍總部命令汽一團派出3個汽車連,將儲存在藍姆伽的軍用卡車和物資,移交給駐加爾各答的英軍物資庫。這是取得駕駛證的同學們第一次接受任務。加爾各答不僅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英屬印度的首府,也是印度東部商業與金融中心之一,有星羅棋布的哥特式、巴洛克式、羅曼式和伊斯蘭式建筑。大家都摩拳擦掌,想得到這個任務。不愿意挫傷大家求戰熱情的簡立,決定舉行全團大會,由各連連長抽簽。抽中的連隊歡呼沸騰,拋衣脫帽,馬上整裝出發。為了展示中國軍人風采,接受任務的每位同學都將黃咔嘰軍裝燙得筆挺,在一個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駕駛一輛裝滿物資的GMC軍車,沿著藍姆伽的森林公路,駛向比哈爾省寬闊的甲級公路,朝著東南200里的加爾各答進發。

這批車隊是啟程后的次日中午駛進加爾各答郊區的,然后減速通過下為火車道、上為公路的豪拉雙層大鐵橋。該橋長5.8英里,汽車在上面行駛,猶如穿行于云端,很是讓人興奮。進入加爾各答,在美軍聯絡官帶領下,大家把軍用物資移交給英軍物資庫,完成了在印緬戰場上的第一次任務。

在加爾各答,同學們受到華僑的熱烈歡迎,中國軍隊在印緬戰場上的偉績,顯然大大增強了海外僑胞的自豪。在繁華的大街上,一些英國、印度士兵和老百姓,也紛紛友好地向他們喊道:“支那巴布好(中國先生好)!”這樣的任務還執行過一次,當他們再次到達加爾各答的5月2日,恰巧傳來盟軍攻克柏林、德國投降的消息,在一片歡呼聲中,探照燈光交叉射向夜空,把全城照得通明。

西南聯大學生在遠征軍期間執行的最后一次任務,是駕駛美國援華汽車返回昆明。大約6月下旬,汽一團首先在雷多接受了美國援華的一批軍用汽車,隨即奉命分批開往國內。第一批車隊有70多輛吉普車和10余輛卡車,由團本部、第四營、第一營第一連之一部240余人組成,美軍菲特上尉任隊長。7月6日,這支車隊在團長簡立和美軍第四十七運輸營營長克拉克中校親自率領下,駕駛著帶拖斗滿載軍用物資的嶄新吉普車,沿著被命名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奔向離開半年、魂牽夢繞的昆明。

3400英里,在西南聯大青年遠征軍同學們的心里是個永不磨滅的數字。當汽車馳過浩蕩的緬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中國云南境內稱獨龍江),馳過緬北一望無垠的平原,馳過奔騰的怒江,穿過江上的惠通橋。他們看到了橫躺在密支那郊外滿身是槍眼的列車,看到了許多戰爭遺跡。一個加油站旁邊的高大指路牌上,寫著八莫、昆明,還寫著東京。這些,讓同學們感到了一種在艱苦中迎接勝利的喜悅。

7月,是既炎熱又多雨的季節,途中辛苦可想而知。車隊經過八莫時,烈日當空,酷熱異常,附近沒有可供飲用的水源,只有一個積了雨的死水塘,水濁得跟泥漿一樣。大家身染泥污,為了洗澡,步行3里路才找到一條清水河,但浴后回到停車場,又是滿身大汗。伴隨炎熱的,還有蚊蟲,他們大多沒有蚊帳,不得不整夜受著蚊蟲的騷擾,但第二天早晨6時半,又得駕車開拔。過了八莫,幾乎全為山地,曲折如羊腸,偏偏天又下起雨,致使道路泥濘不堪,直到過了南坎抵達中緬交界的小鎮芒友,才有了帳篷和水管設備。

車隊經過的地方,有不少是滇西緬北戰役的戰場。在芒友,停車場旁有座“新一軍三十八師芒友戰役陣亡將士公墓”。公墓建在小山之巔,2個月前剛剛落成。一些同學拾級而上,到墓前致敬憑吊,與留在墓旁的三十八師士兵交談。士兵告訴他們,三十八師就是在這里殲滅了日軍主力,新一軍與新六軍也是在這里會師的。大家聽了,不由對這些將士產生無限欽慕。

7月11日,車隊離開芒友,不久進入中國境內的畹町。此后的路面雖有一段鋪著柏油,但坑坑洼洼,所過的橋梁也大都在日軍撤退時被破壞。車到龍陵后,降起大雨,大家蜷臥車中,衣服和被褥多被打濕,整晚苦不堪言。到達保山后,車隊休息一天。此后路況有所好轉,但天晴后又塵土風揚,仍然遭罪不少,14日到達永平時大家全成了泥菩薩。15日,車隊進入云南驛,為了保養車輛,大家在這里又休息了一天。停車場附近沒有水源,當地人紛紛提著水桶來賣,一桶水有的要100元,有的竟索價200元,真是令人咋舌。但是飲用和保養車輛都離不開水,大家只能任人敲竹杠。

17日中午,車隊到達楚雄。這是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云南日報》、《民國日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正義報》等主要報紙,都以熱烈的文筆報道了汽一團第一批車隊抵達楚雄的消息,有的還預測了次日進入昆明的時間。汽一團的戰士們,更是懷著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大家再次檢修了車輛,把汽車沖洗得干干凈凈,換上整潔的軍裝。18日早晨,長長的車隊如巨龍一般,向昆明滾滾奔去,于下午2時許到達。抵達昆明后,卸掉物資的車隊,駐扎于昆明西郊的車家壁集結待命。

前后13天的行程中,同學們克服困難的勇氣不用多說,可貴的是,他們在經受鍛煉和考驗的同時,還表現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質。勿需諱言,中國軍隊兩次入緬作戰,目的在于打通當時中國僅有的陸上國際通道,但史迪威公路的通車也被一些人當做發國難財的捷徑。如有的部隊把炮彈的火藥倒出來,裝進口紅,甚至還有人把整桶汽油倒掉,裝入花旗袍和高跟鞋之類的緊俏貨。西南聯大同學對這種現象嗤之以鼻,出發前組織糾察隊,嚴格檢查各人行裝,“誰都不準帶私貨,多帶一條手絹或一把牙刷,也要當場燒了”。這一措施為他們贏得了良好的聲譽,途中,汽一團的車輛經過檢查站,一擺手就過去了。在中緬交界的畹町,有一個很大的檢查站,負責檢查的憲兵摸一摸他們的行李,說“你們好窮啊,連個箱子也買不起”。憲兵的不解,反倒襯托了這些學生的潔身自律。

汽車暫編第一團是青年遠征軍中最先執行駕車回國任務的部隊,因而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7月18日,汽一團到達昆明的當天,西南聯大訓導長查良釗代表學校前往車家壁慰問。只見同學們個個體格強壯、神采奕奕,一改過去白面書生之態。隊長菲特上尉一再向查良釗稱贊汽一團的同學,說他們“秩序井然”、“動作迅速”、“充分表現了合作的精神”、“駕駛技術高超”;克拉克中校也說,“彼等為前所未見之優良駕駛員,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7月19日,駕駛著160余輛汽車的汽一團第二、三批車隊,分別于上午11時半、下午2時許抵達昆明。最后一批即第四批,亦于20日到達。帶隊的美軍軍官,同樣“莫不贊譽不置”。

一直關注著這支部隊的杜聿明,也于7月26日上午9時檢閱了汽一團。簡樸而隆重的檢閱儀式,在碧雞關的一個廣場舉行,汽一團在簡立少將率領下,接受杜聿明將軍檢閱。當時,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官的杜聿明在講話中透露了一個讓大家都沒想到的消息:汽一團將調往菲律賓組建海軍陸戰隊,配合盟軍攻打日本三島。這個消息讓大家異常興奮,人人準備參加直搗敵巢、揚我國威的戰斗。

杜聿明檢閱汽一團的第二天,7月12日從雷多出發的汽車暫編第二團,也在團長黃占魁將軍率領下,經過16天跋涉抵達昆明。

隨著汽二團的歸國,西南聯大從軍同學全部返回國內,這使西南聯大能夠召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大會是7月29日上午10時舉行的,地點在東食堂。那天,東食堂大門上方橫掛著紅底白字的布標,上書“歡迎在印度受訓青年返國參加反攻”,門旁竹竿上懸著串串鞭炮。這次大會極為隆重,不僅戴眼鏡、長胡子的教授們紛紛前來參加,有的還把太太、小孩也帶來了。會上,大家先唱國歌,再唱校歌,接著梅貽琦致辭。報載梅貽琦致辭大意為:(一)你們每個人都曬得黑黑的,身體比從前都要壯健,雖然耽擱了半年多的功課,可是增加了許多的實際經驗和一部分與課業相聯而有價值的訓練。(二)今后軍事的提倡、軍政的改革,你們責任重大。中國軍隊因為教育的問題,難于達到一定的標準,中級干部往往不能了解士兵,但學生一入軍隊,就成了士兵,即應該服從命令。我以為18歲以上的青年都應該有一年以上的軍事訓練,每個人都是兵,隨時可以動員自衛。

繼梅貽琦講話之后,從軍同學紛紛發表各自感想。有的希望有新式武器的訓練,獲得現代軍事教育,以滿足從軍時的美麗理想,并獲得很多的新知識,多多貢獻國家;有的說我們是有熱血有氣節的大學生,為了尊重自己的人格,決不能利用機會甘趨墮落。發言中,也有人忍不住發泄了一些不滿,如飲食上,每天只在下午5時吃一頓飯,其他時間只有干燥的餅干。待遇上,每個月的薪水不過1800元,還不夠維持個人生活。大家的發言,像久離故鄉的孩子,向母親傾訴一切在外遭遇,千言萬語滔滔不盡。

師長們默默地聽著同學們的發言,袁復禮、張奚若、馮友蘭等教授的答辭,只能說些勉勵大家繼續服務,不負參加青年軍的初衷和學校、國家期望的話。不過,學校對同學們的要求還是非常認真的,8月1日下午,校務會議作出兩項決議:第一項為“匯集從軍同學意見及實際情形,由本校建議蔣委員長請求改善,推選馮友蘭、潘光旦、劉崇鋐、張奚若、聞一多、黃鈺生、陳雪屏七教授起草,由馮友蘭教授召集”。第二項為“定期參觀從軍學生營地”。可惜的是沒有查到教授們起草的建議原文,無從了解究竟提出了哪些具體意見。

決議的第二項,于一周后得到落實。8月初,有消息說被改名為輜重兵汽車第十四、十五團(團長仍為簡立、黃占魁)的汽一、二團有可能接受新的任務,于是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訓導長查良釗、文學院長馮友蘭、秘書長沈履等9位教授,于8月10日,專程至車家壁慰問從軍同學。那天清晨,全體官兵齊集駐地大操場,簡立團長致歡迎詞。梅貽琦介紹了在場的各位教授后,發表了致辭,一面“對該團過去光榮表現,尤深贊許”,一面表示“對該團及國軍待遇之改善,極表關懷,并謂已向政府建議”。馮友蘭也以趣味雋永的言辭,在會上做了致詞。隨后,一行人參觀了青年軍的營舍,進行個別慰問。

汽一團改編為輜重兵汽車第十四團后,不再屬于二○七師序列,直接由軍政部統轄。而同學們也因日本天皇的終戰詔書,未能實現攻打日本本土抱負。為補充作戰兵源而成立的青年遠征軍,自日本投降后便結束了其使命,“遠征軍”的名義也不復存在,僅保留“青年軍”之稱。但西南聯大遠征軍所在的汽車團并未解散,一直駐扎在車家壁。1945年12月1日,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發生,為了防止西南聯大同學受其影響,輜重兵汽車第十四、十五團匆忙調往湖南。這兩個團離開昆明時,繼續留下來的同學只有二十幾位。

抗戰勝利前夕組建的中國青年遠征軍,是中國知識青年保家衛國、救亡圖存的具體體現,它在補充兵員、改善軍隊素質、提高作戰能力、滿足中美英軍隊對日作戰需要、保證戰爭順利運轉等方面的作用與意義,已有很多評論,無需重復。作為抗日戰爭期間全國各高等院校中學科最齊備、師資最強大、學生人數最多的西南聯合大學,對這次從軍運動,均表現出與其他青年軍有所區別的特點。目前,大陸對于正面戰場的研究已日趨接近真實,同時也仍不免存在著注重宏觀、忽略微觀的缺欠。歷史是由細節構成的,只有使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細節愈加清晰,才有可能對歷史的認識愈加完整與深刻。由此看來,對于中國青年遠征軍的研究,還有不少問題有待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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